3月25日上午，应全国对外友协邀请，在省外办（省对外友协）的陪同下，德国美因茨-威斯巴登德中友协主席，德中友协联合会创始人、前主席库尔特·卡斯特率代表团一行到访集团。集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经理练红梅，集团党委委员、艺术总监林翰接待并出席座谈会。 练红梅热烈欢迎德国美因茨-威斯巴登德中友协代表团来访集团，她表示，集团成立以来，始终聚焦文化主业、深耕演艺事业，希望代表团通过此次访问，对集团有更加深入了解，并向德国各界人士宣介江西、加强交流、共谋发展。练红梅、林翰陪同代表团一行参观了集团文化墙，介绍了集团近年来的发展变化与所取得的成绩，并重点介绍集团创排的话剧《支部建在连上》、歌剧《八一起义》、“影响世界的江西”系列舞台剧首部作品——舞台剧《天工开物》等精品剧目，策划举办的“扶‘瑶’直上”飞行音乐嘉年华等大型活动。 期间，集团与代表团一行等进行交流座谈，并观看了木偶《梁祝》、舞蹈《乡戏》等小节目视频。库尔特·卡斯特团长高度赞赏文演集团在文化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追忆起2018年集团所属省歌舞剧院赴德时的精彩表演，希望今后能继续加强联系，进一步促进双方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 座谈会上，集团与代表团一行就加强文化交流等方面开展热烈讨论、达成共识。练红梅表示，集团将持续推动精品剧（节）目走出国门、走向海外市场，传播中国声音，展现赣鄱风采贡献力量。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艺术家风采。 系列纪录片《文演名家》之“江西的夏菊花”——国家一级演员、江西省杂技团原副团长阚雪芳。 听老艺术家的故事，读懂艺术文脉传承。  

建军题材的各类文艺创作有很多，但以歌剧体裁进行创作，《八一起义》当属首次。事实上，对于这样一段背景深厚、宏大且对中国革命事业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历史事件，想要以歌剧艺术的方式来进行相对完整、清晰的呈现，挑战确实很大。因此，江西省歌舞剧院选择王晓岭、栾凯、黄定山等具有军旅背景的艺术家，组建编、曲、导的核心创作团队，显然是希望借由创作者对于军旅题材的熟稔，从源头上确保作品的“军风军貌”。另外，对于剧院而言，选择这部本土题材，更属主动担当、责无旁贷。 民族歌剧《八一起义》没有按常规的舞台戏剧结构分幕分场，而是将全剧分为12个篇章，以繁体字“壹、贰……”的形式来标识。各篇章演出时长不尽相同，具体根据表现的内容而定。全剧按时间顺序进行情节安排，却并不围绕单一的人或事展开。各篇章内容相对完整独立，篇章之间也不追求必然的戏剧矛盾关联，但是均与最终的目标，即“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息息相关。事实上，在两个小时的时长里，需要交代的巨量史实信息如果全用剧情来表现，是很难做到的，但若不交代清楚，又有可能影响剧情的衔接和观众的理解。为此，导演运用正投的字幕以及画外播音解读作为补充引导，让作品具有了突出的记录式文献风貌。 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剧，该剧主创却尤为注重通俗化、当代化的表达。这点首先体现在唱词的写作上。编剧王晓岭几十年深耕于军旅和歌词创作，积累深厚。比如合唱《怒火在风雨中燃烧》：“冷风呼号暴雨浇，血流干，头颅抛，交出枪的那一刻，共产党成待宰羊羔……”再如合唱《冲锋冲锋》：“冲锋冲锋，冒着炮火，冲锋冲锋，踏着血泊，冲锋冲锋，攻无不克，冲锋冲锋，势在必夺……”这些歌词简洁明快，充满着一种不屈不挠、气贯山河的威武阳刚之气。 剧中还对周恩来、邓颖超的爱情进行了较突出的刻画。其中有两个唱段很具代表性。一是邓颖超的独唱《每次见面都是别离》：“纵然这世间纷纭的错对，面对着人生无言的面对。时光在搁浅，岁月在流转，洗面的泪水，难消的块垒，何必让自己痛苦的轮回……”还有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对唱重唱《相伴一生》：“擦过我的肩，你与晚风，那是知心感应心灵；凝望我的眼，你与星空，那是力量彼此支撑……”这两个唱段的唱词写作，都似有意避开戏剧人物的明确指向，特别是前者，表达相当地朦胧写意。音乐创作上，两首曲也更偏重通俗流行的曲风。其中后者在旋律线和情绪上都与歌剧《沂蒙山》中《等着我亲爱的人》相近，并在剧中安排了三次完整演唱。主创者应是期望将其打造成一首能够推广普及的独立曲目。当然，作为歌剧中的唱段，其在剧中不同情境中出现三次，是否完全契合戏剧表达的要求，还需再作进一步打磨、考量。 由于剧中所有叙事性、陈述性的情节部分基本以对白表达，所以每一篇章基本上是在叙事性的对白前后安排合唱或人物唱段。合唱的功能有叙事也有背景烘托，而独唱或重唱绝大多数为抒情性、旋律性很强的咏叹。比如此前所举代表周恩来与邓颖超情感的唱段；还有一些与戏剧情境相关的咏叙性唱段，如周恩来的《拿什么拯救苦难同胞》《我在等待这一刻》，毛泽东的《枪杆子，命根子》《光明的前程》，贺龙的《我的入党志愿书》等。剧中，主要人物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等的音乐形象塑造都借助了来自其出生地的戏曲或民歌素材，确保了该剧的民族性基调。剧中对白占比较大，音乐有时会因此而中断，这就更凸显了各篇章主要唱段的独立性，并且绝大多数唱段都以强势收尾，令每个篇章都会有一个音乐高潮。这样的音乐结构对指挥是较大的挑战。王燕以丰富的经验，执棒年轻的南昌交响乐团，出色地完成了演奏任务。 该剧大气磅礴的舞台与题材相吻合。车台、台阶、道具、多媒体等的综合运用，在视觉上追求着具有年代标识的历史纵深感。印象最深的场景是开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悲愤交加，配合着《拿什么拯救苦难同胞》的悲愤咏叹，舞台前纱幕底部投影出奔腾如浪的鲜血，不仅代表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政变中牺牲的共产党员的宝贵生命，更揭示出党在当时所面临的血雨腥风的严酷形势，醒目而震撼！第“肆”篇章，贺龙、叶剑英、叶挺等在九江甘棠湖商议起义，景芸等女兵在芦苇荡中划着小船穿梭，这一场景以及由景芸领唱的女生小合唱《甘棠湖上歌儿飞》：“湖光美，鱼儿肥，甘棠湖上歌儿飞，飞过山来飞过水，浪打船帮声声随……”无论是唱词还是歌谣风的清新音乐，都容易让人联想到民族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中《洪湖水浪打浪》的画面，是否可以理解为向经典致敬之意？ 作为一部歌剧，是很难想象其中一位角色是“哑巴”的设置的。剧中的哑巴与景芸是恋人，最后为革命双双牺牲。歌剧是开口的艺术，“哑巴”由一名舞蹈演员担任，也是导演黄定山根据剧院的自有条件因地制宜的安排，足见其大胆和创新。合唱由南昌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担纲，舞台上的表演阵容除外请的声乐演员外，基本是剧院自己的舞蹈演员。剧中，院长杜欢饰演毛泽东，其他十几位有名有姓的角色则均为外请。如饰演周恩来的石倚洁、饰演贺龙的杨小勇、饰演邓颖超的王丽达等都是目前国内活跃在一线的歌唱家。有几位外请演员的戏份不多，如黄训国饰演的陈延年，在剧中只出现一次、咏叹一首。外请的歌唱家们都有各自拥趸，往往开嗓就会赢得非常热烈的掌声。 《八一起义》的首轮演出在南昌观众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应该说，从该剧的创作中，我们既看到了红色经典民族歌剧如《洪湖赤卫队》《江姐》等对其的影响，又感受到了创作者根在艺术上进行的全新尝试和探索。未来，以此剧的创作演出为契机，江西省歌舞剧院工作的重中之重，或许是应尽快组建、培养，并在演出中锻炼自己的声乐表演队伍，进一步丰满剧院的专业羽翼，从而创作演出更多好的歌剧作品。

接近百年了，对八一南昌起义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描述与赞美，以不同的艺术样式，多次再现于舞台、银幕和荧屏之上。近日，大家对于最新歌剧《八一起义》（江西省歌舞剧院等单位创作演出，黄定山任总导演，岩奇、王晓岭、黄定山编剧，王晓岭、岩奇作词，栾凯作曲，王燕指挥，周丹林任舞美设计，胡耀辉任灯光设计）怀着很大的期望——期望着它给我们和我们的新时代带来崭新的创造。 崭新的创造真的出现了，令人兴奋，令人赞叹。 那就是全剧架构中“三角形的文化意识”。鲁迅先生说过，“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在“三角形的文化意识”中，三角形是稳定的象征，是庄重的联想，是诗歌的意象。譬如，将其（包括精神的三角形）放在一个独特的形式中，我们才发现，诗的意象隐匿在其独特形式中，呈现出完美的图形、最稳固的图形……其所呈现的意象似乎更有诗意，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更让人思索（参见《三角世界：三角形的文化意识》）。 在该剧中，最突出的“三角形的文化意识”就是人物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设置：主人公周恩来与重要角色毛泽东（紧随南昌起义之后，他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邓颖超，构成了全剧最重要的三角形架构。 八一起义前，周恩来未曾与毛泽东见过面呀！ 须知，这是戏剧创作，这样的戏剧性虚构是合理合情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人无不悲愤之至。没有自己的军队，革命者必然任人宰割。怎能避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1927年召开的中共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尽管这是在八一起义后六天，但是一种思想的形成，无法要求其明确是哪一天），这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严峻的历史关头，产生的巨大醒悟和对真理的发现。这也是剧中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在八一起义前夕会面时，于二重唱中共同做出的“我（你）去农村，发动农民起义，我（你）在城市组织军队武装”历史约定的基础。凡是创作历史剧（不是古装故事剧），历史是素材，戏剧是创作，符合历史情势、趋势、态势的虚构是必不可少的。剧作家在创作历史剧时，理应顺逆双向观察、研究历史，才能打开视野，进行自由的创作。毛泽东、周恩来长达半个世纪的思想交汇与生死友谊，以及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相继爆发，难道不正是这次见面的合理基础吗？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三次会面同样如此——那不正是诗意的、象征的、庄重的、美好的“三角形文化意识”的体现吗？那些革命的前行者，在艰难探求的困苦时刻，其“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愿望是多么强烈！毛泽东与周恩来、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相见、相悦、相约，不正是历史的渴望吗？他们的相通、相知、相鸣，不正是“神之听之，终和且平”（《诗经·小雅·伐木》）吗？更重要的是，剧中这各三次的会面，正就是全剧的总体架构，使该剧历史含蕴的现代表达成为崭新的创造。请看—— 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一次会见是在码头。码头象征着历史新阶段的开始，毛泽东唱出的“枪杆子，命根子，枪在手，命根旺”正是全剧“八一起义”的思想根本，是所有错误观念撼动不得，强敌推动不倒的根本，是周恩来由衷赞同、坚定践行、奋斗半个世纪“发烫的真理”。他们二人发自内心的“击掌约定”宣告了真理之根扎入了历史的土壤。二人的第二次“会面”（心灵的沟通）则成为了八一起义成败的关键。张国焘以共产国际和中央的名义阻止起义。怎么办？他们不约而同的二重唱“风雨启程，这是历史的约定。雷火启程，这是人民的约定”。这两个“约定”是前面那个“击掌约定”的深深探寻，决定着起义胜利的不可动摇。 毛泽东、周恩来第三次“会面”（共同的心声）时，起义被迫提前两小时，此刻，是功败垂成抑或大功毕成？“曲34”“曲35”虽然是毛泽东、周恩来各自的独唱，但却是其各自赴汤蹈火的信心和决心的应答——毛泽东鼓舞周恩来：“击掌约定，让镰刀锤头砸碎旧世界，那时我们再相逢”；周恩来像丹柯那样高高“举起”自己的决心：“我愿用生命谱写，新世界的凯歌。”当演员用高调强音的“凯歌”回复毛泽东那句“相逢”的期待时，观众的心与主人公的满腔热血一起沸腾起来，时代滚滚向前的巨大历史洪流，让整个剧场汹涌澎湃。 如果说毛泽东、周恩来的三次会面是八一起义伟大历史事件成功的支柱，那么周恩来、邓颖超的三次会面，则是主人公与妻子美好内心世界的诗意描绘，更是革命与爱情在铁与火中的锤炼。邓颖超曾经回忆，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要动身去九江……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周恩来传》）这就是剧中邓颖超的台词，“我永远在你身后，等着你”的含蕴。正如她在诗意盎然的独唱里说的，“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破碎就破碎，完美终完美”。这是指二人钢铁的意志、赴死的决心、忠贞的气节、美丽的爱情和相互的信任。他们在二重唱《相伴一生》中唱到，“擦过我的肩，你与晚风，那是知心感应心灵”“凝望我的眼，你与星空，那是力量彼此支撑”，这就是革命与爱情的交融。“你与晚风”与“你与星空”不正是爱人心中的爱人吗？不正是诗意中的诗意吗？ 周恩来与毛泽东、邓颖超一共六次的精神交流，都发生在南昌八一起义的关键时刻，都是在关乎革命成败的紧急关头、决定人生向何处去的岔路口，都在“音乐、诗歌、戏剧”的特殊形式中运用“三角形的文化意识”，生动而又鲜明地塑造了他们在伟大历史事件中的光辉形象。 《八一起义》要描绘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为何却要着意强调友谊与爱情呢？“谁要从历史中取消个人就让他去取消吧……”可是，从历史中根本就不可能取消个人，“否则他就连历史本身也和个人一同取消了”（见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更何况，戏剧就是要塑造人物形象的，观众来看歌剧，就是要看主创是怎样用音乐等元素在剧场塑造人物形象的，而不是来看历史教科书的。苏珊·朗格说，音乐“表现着作曲家的情感想象而不是他自身的情感状态，表现着他对于所谓‘内在生命’的理解……”该剧就是这样运用“三角形的文化意识”，成功表达了主要人物的“内在生命”，表现了他们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向性。 即使是局部，也可以看出“三角形的文化意识”在该剧中的巧妙运用。“贺胡子”与景芸及哑巴，这是历史的肌理：许克祥杀害无数老百姓，使得景芸失去了亲人，被迫“偷”枪造反，投奔“贺胡子”。八一起义中，她和爱人哑巴先后壮烈牺牲……八一起义的成功，是由像景芸、哑巴这样众多革命战士用献血凝结成的。张国焘及其背后共产国际、临时中央的出现，几乎要把这次伟大的历史行动破坏殆尽。主人公及众领导的六重唱《第一次拍了桌子》，成为全剧最具戏剧性的歌剧场面，并与后面毛泽东的坚定信念“中国人四万万……遍地干柴等待星火……”，陈延年壮怀激烈的高亢独唱“我用献血呐喊，我用生命怒吼，同志们拿起枪，一往无前去战斗！”，共同形成了极富冲击力量的“三角形”。即便是在吃鱼的细节上，也显示了“三角形”的美。剧中，叶剑英、叶挺和贺龙唱道：“一个汪精卫，一个张发奎……大鱼吃小鱼，他们想得美，宁汉已合流，蒋汪一条腿……”三人为何能如此诙谐地描绘八一起义前夕极其危急的政治军事局面，皆因他们成竹在胸、全局在胸、英气在胸。这又是一种“三角形”的美，即明末清初剧作家黄周星所强调的“诗有别趣”。“趣”就是美，他一语说透：“凡属有情……无非趣事。知此者，可与论曲”（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以上，仅仅是对该剧的架构中显示的“三角形的文化意识”进行了粗陋探讨。作为主架构的“三角形”与局部架构的“三角形”相互叠加、勾连、交叉，其自然，巧构，令人不禁赞叹。 其他部分，如音乐中的序曲，不仅具备独立性、动作性和戏剧性，对全剧更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从衔枚夜行到曦光初露，再到奔腾浩荡、洪流东去……煞是壮美！再譬如，灯光对历史画面的凸显，其明暗对比总是显示着历史巨变的大气磅礴；又譬如，一只邮筒、一组交通信号灯、几根电线和缆绳，就勾画出民国时期江边码头城市的风格；而修复涂家埠大铁桥，剪影与明暗的交替显示、众人上下劳作的大画幅以及两个巨大的正方形的桥栏所包含着的八个三角形，亦寓藏着：历史顶天立地的建构，正是人民的创造。 当然，所有崭新的创造都有待于继续精琢细磨。八一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该剧由97年前的那声枪响，指挥着歌剧的音乐，用“三角形的文化意识”艺术地解读那段伟大的历史，表现创造历史的伟大的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予以称赞的创造。

以1927年南昌起义为背景，展现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时刻的决策过程和勇敢斗争的歌剧《八一起义》，可谓一部优秀的原创民族歌剧。作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事件，八一南昌起义过程复杂、人物众多，要想在有限时间内对其进行全面概述确实是一个艰巨的挑战。编剧王晓岭与导演黄定山等主创，倾注全部的创造热情，以高度的责任感，为观众展现了一幅动人心魄的历史画卷，成功塑造了革命领袖人物的英勇形象，进一步拓展了歌剧艺术表现的边界。 乔羽先生在谈到民族歌剧创作时认为，它最好能做到既是继承的又是发展的，既是民族的又是时代的。该剧即是如此，全剧通过打开民族民间音乐的丰富宝库，运用当代审美意识进行全局观照，洞察民族气质、审美偏好与文化心理，构建起一个易于理解且深受欢迎的民族歌剧作品，在艺术上实现了令人称道的创新和探索。笔者姑且从“三声”，即枪声、歌声、心声三个角度来总结笔者的观剧感受。 “枪声”彰显了该剧的“战争味和火药味”。全剧通过各幕次的叙述和音乐表现，将打响起义第一枪之紧迫危急的时代氛围和革命者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贯穿始终。那一声枪响不仅是起义的信号，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革命的决心。从序曲开始，历史画面和字幕就为观众营造了革命即将爆发的时代氛围。随着钟楼的大钟敲响和接下来的合唱《怒火在风雨中燃烧》，观众可以感受到革命者们对民族苦难的深深同情以及奋起反抗的决心。周恩来的《拿什么拯救苦难同胞》进一步刻画了领袖内心深处的悲愤和对革命的迫切期盼。第三幕中，景芸的独唱《我要枪》展现了其参与革命并准备作战的坚定意志，个体的勇敢姿态与集体行动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第十一幕中，起义消息泄露，周恩来等革命者迅速决断。曲目《凌晨两点准时出击》透过歌词传达出起义行动加速推进，增添了打响第一枪的紧迫感。此外，第十幕中朱德宴请敌军指挥官，以及后续赵福生向敌军告密等情节，也对起义前夜的紧张情绪进行了艺术再现。“按时起义”的口号和最后周恩来果断地扣动扳机，都有力展现了革命者的希望和信念。最终，三声清脆的枪响和激烈的战斗场面之后，剧终曲呈现了起义成功后革命者对未来的展望。 “歌声”体现了该剧的“歌味、人味、情味”。“歌味”体现在该剧贯穿始终的歌剧思维中。全剧用41首曲目体现出“音乐性的戏剧”和“戏剧性的音乐”之艺术品格。从中，我们还看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和可爱，感应到了时代的紧迫呼喊，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觉醒、信念以及人民对党的爱戴和支持。戏剧创作中，为人物赋予深刻的个性与生命力至关重要。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尤其需要遵循这一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在革命史诗的叙述中，领袖人物不仅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关键力量，他们的命运更是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因此，在此类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创作者在再现革命斗争场景的同时，还要赋予领袖人物形象以鲜活生动的艺术表现，在历史真实和艺术想象之间做到平衡。该剧中出现的20多个角色，大多是有史可查的真实历史人物。作品不仅成功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贺龙、邓颖超、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形象，还十分注重利用歌剧的优势，通过音乐的力量加强领袖人物的情感表达，更加生动地表现他们的独特经历和个性，使角色的内心戏更加深沉动人。比如毛泽东的运筹帷幄、周恩来的坚定与审慎、贺龙的果敢与转变、邓颖超的支持与牺牲等，都借助适当的场景和音乐得到了充分展现。“情味”则体现了这部作品的人性关怀。剧中，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二重唱《相伴一生》，表现了他们之间的美好爱情和相互扶持，彼此间的深情让人感到温暖，看到希望。哑巴和景芸的爱情也十分纯真。他们之间没有言语交流，却通过眼神和行动表达出对彼此深切的情感。他们的爱情让观众得以感受到战火纷飞中人性的温暖。这些爱情线使得剧中角色更加立体饱满，更能引起观众共鸣，使作品充满了人文关怀。 “心声”是这部剧的“言外之味”，即江西戏剧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决心和勇气。该剧的成功不仅得益于江西文化和宣传部门的有力支援，也是江西省歌舞剧院不懈努力的成果。虽然该院在转制后面临演员匮乏、缺少资深创作者等困难，但在艺术探索的路上，他们从未止步。该剧就是在杜欢院长的带领下，大家边完善初始剧本边寻求资金支持，最终在众多艺术家的协力下打磨而成的。正是这种坚毅前行的“心声”转化为了整个创作团队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当然，一部新作难免还会有不尽完美之处。如演员的表演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此外，角色间的互动和关系发展也需要更富有层次，以增加剧情的动态性和戏剧张力。相信经过打磨后的《八一起义》必将在中国歌剧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1月26日晚，在1000多名现场观众的见证下，备受瞩目的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在江西艺术中心迎来首演，也为2024“赣鄱好戏”江西优秀剧目展演拉开序幕。 这是一场以八一南昌起义为创作蓝本，艺术再现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剧、英雄剧、时代剧。 全剧连序带尾共分14幕、41个曲目唱段，几乎涵盖了声乐艺术演唱的所有形式。 作为一部多方合力历时3年多筹备的时代力作，该剧气势恢宏，饱含深情，旋律激昂，振奋人心。 长达近3个小时的精彩演出中，该剧主创团队与1000余名热情观众齐聚一堂，共同回望那段惊天动地的伟大历史，品味一场精美绝伦的艺术盛宴，感受那穿越时空的力量。 可以这么说，歌剧《八一起义》以其精深的思想内涵、精湛的艺术品质、精良的创作编排，通过艺术家们的完美演绎，充分展示了这个时代烘炉里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艺术创作的探索实践，也为主旋律作品只有牢记为时代而写、为人民而歌的初心使命，才能开最大的花、结最大的果作了生动的注解。 那么，这出民族歌剧为何不同凡响？它面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创作故事和时代深意？ 精深的思想内涵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艺术创作的灵魂 波澜壮阔、震古烁今，这是我党的历史。 八一南昌起义距离今天已过去将近一个世纪，历史的烽烟已经渐渐散去，但当年南昌城头的那一声枪响，像一道划破夜空的霹雳闪电，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纪元。南昌城头的枪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杀戮迫害吓倒，他们从血泊中爬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拿起枪杆子，又继续战斗，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基于这样的一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歌剧创作，如何演绎历史事件中的精神内核，将“党指挥枪”的主题进行深化表达，将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是对创作者的一次深度考验。 值得欣慰的是，《八一起义》的主创团队较好地驾驭了这一深刻的思想主题，用大历史观的视角，在创作过程中牢牢把握主题主线，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叙述表达，让“初心和信仰在烈火之中绽放”，从而“穿过险滩迎朝晖”。 整剧既回望历史，又关照当下，既立足伟大的历史实践，又突出彰显时代价值，把历史和现实打通了，通向了当代人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做到了革命历史事件蕴含的精神财富与当代主流价值的有效对接，并汲取了当代观众的审美共情和精神共鸣，因而首演即大获成功。 精湛的艺术品格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艺术创作的生命 艺术精湛是所有优秀文艺作品必须具备的品格。 在这部原创歌剧中，一句句精彩的台词、一段段深情的演唱、一个个鲜活的表演、一幕幕感人的画面，无不让台下观众产生共情共鸣，通过近距离沉浸式的观演，真切地感受那一段穿越时空的伟大精神。剧中每一句台词都写得质朴，每一段演唱都感人肺腑，每一个表演都生动鲜活，每一个画面都动人心弦。优美的旋律与动人的舞蹈相互交织，完美呈现了人物的情感与情节的发展。同时，音乐、舞美、声效等元素有机融合在一起，传递出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与深厚情感。剧中有很多经典唱段，比如《我在等待这一刻》《相伴一生》《我的入党志愿书》《光明的前程》等。 值得一提的是，《相伴一生》在剧中三次反复吟唱，深情演绎了周恩来、邓颖超这对革命夫妻在战火纷飞的特殊年代忠贞不渝、相互支撑的坚贞爱情，在这对革命夫妻身上，“伉俪情深”和“与子同袍”的两种关系融合成了对爱情的深情注脚。这样的爱情，或许能为当下找寻情感共鸣的我们提供更多的答案。 剧中各个唱段间的纵横捭阖，故事情节的演绎、人物形象的塑造都细致诠释了歌剧唱段的审美意境，既满足了观众对视觉叙事的审美期待，又展现革命先辈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不仅需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更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 八一南昌起义所折射出的“敢为人先，百折不挠”的伟大精神，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精神动力，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精良的创作编排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艺术创作的根本 所谓“从来好事多磨难”，歌剧《八一起义》的制作和编排同样历尽千辛。 一方面是倾力制作。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既要尊重历史，还要完美的再现历史，既要体现历史性，又要结合当代性。诸如化妆造型、灯光音响、舞美艺术、服装道具、声化动效等，都是一项浩大工程，更遑论角色塑造。剧中主要角色有21个，其中有17位都是有真实原型历史的人物，参演人员两三百人，宏大演绎可谓是一部史诗级作品，对主创人员的要求之高，不言而喻。打造如此一部大剧，如何做到与剧情、人物、表演的紧密结合，如何在大的历史事件下，展现众多丰富立体的人物群像，如何在多场景、多画面的情境下用心塑造每一个角色、每一个人物，为观众展现一幅峥嵘岁月的历史画卷，对所有主创人员和演职人员而言，都是极大的挑战。 另一方面是这部歌剧的创作班底强大，他们“为了一部剧，共赴一座城”。其中有国内著名的导演黄定山，编剧王晓岭、岩奇，作曲栾凯，指挥王燕，舞美设计陈丹林，灯光设计胡耀辉，服装设计陈同勋，音响设计宋多多等全国顶级主创团队，由石倚洁、王丽达、杨小勇等中国著名歌唱家联袂主演，并集合了杜欢、高鹏、黄训国、赵一峦、吴梦雪、王尊强、张伟、黄延明、李勇君等艺术家们参与表演。毫不夸张的说，这是目前国内最强大的艺术歌剧班底和阵容，因此才让舞台上的每一个历史人物都充满了光芒、充满了温情与温度，都有坚定的信仰和价值观，从而使得每一个历史人物都“立得住”。 一声枪响，创造了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也创造了伟大的革命精神；一部歌剧，打造了原创民族歌剧创作的精品力作，也为江西本土艺术创作带来全新的实践与探索。原创民族歌剧《八一起义》通过歌剧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事件和情感。通过不同角色的矛盾与斗争，以及他们的成长历程，生动展现了跌宕起伏的剧情和历史的进程。 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 在这样一部重大历史题材民族歌剧创作与表演中，思想的高度、艺术的精湛、制作的精良，决定了作品的格局、质量和影响力。在这一刻，文化自信、历史自信变得如此具体而又充满力量。

不久前，民族歌剧《八一起义》掀起了观剧热潮。一盏马灯、一条红领带、一幢旧址、一句“河山统一”……舞台上，90多年前的那场武装起义，穿越时空，具象于观众眼前。 　　   作为见证、映照与发现的历史抒写 □ 苏 勇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这一重大题材不断地被电影、电视、小说、话剧等艺术形式所表现，当它出现在歌剧舞台上，又会呈现出何种面貌呢？不久前，由黄定山执导，岩奇、王晓岭、黄定山编剧，栾凯作曲的民族歌剧《八一起义》终于和观众见面了。这部汇聚了当前歌剧界顶级阵容的史诗剧作，不仅给观众带来极具震撼力的视听盛宴，也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第一，歌、剧、史有机融合。 　　任何一部优秀的歌剧都是歌与剧的相互推动、相互成全，而在面对重大历史事件、历史题材时，歌剧还要合乎历史理性、历史目的、历史规律地再现历史，那么《八一起义》是如何处理歌、剧、史三者的关系呢？ 　　就歌曲方面而言，无论是独唱、重唱、合唱，或者宣叙、咏叹，该剧的音乐设计紧扣时代、人物和情境。《拿什么拯救苦难同胞》《光明的前程》《我在等待这一刻》等唱段之所以能够获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当然与那些声名远播的艺术家石倚洁、杜欢、王丽达、杨小勇等的倾情演出，与观众对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家的崇敬之情密不可分，而根本上则在于音乐的词曲创作极为妥帖地复现或契合了特定历史环境中人物的内心状态。比如剧场多次回荡的《往事重现》，这段唱表现了征途艰险，周恩来深感责任重大；面对眼前的“大山”“狂澜”，周恩来想起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战友们，内心的悲愤化为行动的动力。“前途就在山那边”“希望就在水那边”，所有的阻力和困难都不足为惧。音乐的层层推进和人物起伏的思绪环环相扣，使得观众得以穿越历史，走进人物的内心。 　　从剧作方面来看，《八一起义》有21个主要角色，17个都有历史原型，其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观众再熟悉不过了，因而艺术加工必须以尊重历史为基础。显然为了贴合历史真实，主创是花了功夫的。尽管歌剧同话剧、影视剧相比，对人物的还原度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但该剧在服化道上还是做足了功课，人物造型尽可能还原，场景、特效等方面也都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和冲击力。在叙事上，歌剧同一般的舞台艺术不同，往往比较跳跃，也不太讲求情节的连贯性，有时剧情甚至为唱段服务。《八一起义》在叙事上是相对完整而出色的，音乐设计与结构安排保持了高度的和谐，真正做到了歌随剧走，剧以情牵，情通而理达，言近而旨远，事义、辞采、宫商相得益彰。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尾声都辅之以朗朗上口的唱段，让观众对剧情了然，对音乐神会，对历史洞明。 　　八一起义功在第一枪。《八一起义》能否在“史”的方面站住脚，关键在于能否有逻辑地说明“第一枪”为什么必须打响、怎么打响，以及意义何在。同类题材的艺术作品更多地把重心放在“如何打响”这个环节，该剧在“为什么必须打响、为什么能够打响”方面给出了充足的理由，并且能够联系今天对历史进行了理性的评价，使得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具有了宽广的历史纵深。 　　第二，作为“缺席的在场”的结构设计。 　　剧作家夏衍指出：“艺术离不开理想，免不了夸张，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也不能写剧本了。”那么对于现实题材的文艺创作来说，如何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或诗意晕染呢？该剧除了让景动起来——歌舞的芦苇；让服装活起来——送别时，同色系的服装凸显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心心相印，还在戏剧结构上进行了大胆探索，这一探索主要依托于三个人物：毛泽东、邓颖超和陈延年。有趣的是，在八一南昌起义的事实空间里，三位都不在场，但在舞台上，他们的戏份却相当重。那么这一“缺席的在场”对于历史内涵的彰显又有何作用呢？ 　　毛泽东的首次出场是实写，描写的是起义前夕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武汉的一次会面，歌剧以颇具象征意味的“击掌”动作展现了二人在革命立场和思想境界上的高度一致，以及相互扶持、守望相助的革命情谊。当革命遇到阻力、战斗打响时，毛泽东以革命挚友的形象再度显影或投射于周恩来的心中，为周恩来接下来的行动提供了精神动力。一定程度上，《光明的前程》这段咏叹，既是毛泽东的心声，也是周恩来对于革命必胜的强烈认同。毛泽东真切地提出：“我听到一个声音在问，你们会挺身而出吗，你们会屹立不倒吗，你们会揩干身上的血迹继续前进吗？”对方铿锵地回答：“航船桅杆已升上地平线，注定我们光明的前程。”这种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显然离不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由是，借重历史、借重人物、借重歌唱，这一内在的精神力量就被这部史诗歌剧所承载和传递。 　　如果说毛泽东的出现，展现的是周恩来从来不是独行者。那么，邓颖超的出现又代表了什么，是戏不够爱情凑的俗套逻辑在发挥作用吗？显然不是。实际上，爱情与革命某种程度上具有同构性，在境界上，真爱与革命都具有超越性，是无保留地为了他人、为了理想而交出自我甚至是生命的义无反顾。周恩来匆匆离去，前来送行的邓颖超并未多问，也无需多问，问与不问、在与不在都始终相随。在起义遇到阻挠之际，与其说邓颖超两度在舞台上突然出现，不如说她从未离开，这是两颗高贵的灵魂始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支撑。正如两人深情对唱的《相伴一生》：“其实不必太多的承诺，因为心中都懂。” 　　陈延年是以英灵的方式，步入前敌委员们与张国焘据理力争的空间的，这显然是一种超现实的表达。“我用献血呐喊，我用生命怒吼，同志们，拿起枪，一往无前去战斗。”陈延年的呐喊与怒吼，不仅仅是为了批判张国焘，同时也向观众诠释了起义的逻辑：不革命，不建立自己的武装，没有自己的军队，就只能任人鱼肉。 　　第三，作为“慰藉者”与“行动者”的女性的被看见。 　　此前，太多关于八一起义的历史表述或艺术重构中，女性都游离或外在于“事件”（event）。她们似乎并不天然地担负历史使命，而且始终隐匿而沉默。该剧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发现”了作为主体的女性，并赋予女性以意义，将她们从那些不可见的历史深处推向舞台的前景，使得那些被历史的天幕所遮蔽的女性变得光彩熠熠。 　　剧中的女性角色主要有两位：邓颖超和景芸。尽管邓颖超没有直接参与起义，并且出于保密需要，周恩来并未将暴动计划告诉妻子。但这并不妨碍这位伟大的女性为周恩来提供这人世间最相濡以沫、最动人心弦的情感支撑。邓颖超曾这样写信给周恩来：“在我们的革命生涯里，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我们的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如此深沉的爱、如此坚定的信念，显然是两人一直以来能够相互扶持、并肩作战的情感基座。因而，出现在深陷危机或困顿之中的周恩来心理空间的邓颖超，无疑极具象征意味。她给周恩来以力量，使他毫不退缩地同错误路线进行斗争。而在邓颖超最后一次登临舞台时，顶光直接洒在其身上，这一隐喻意味就愈发明显了。 　　不难发现，不少反映八一起义的艺术作品中，女战士形象并不突出，而实际上，两万名起义战士中不乏女兵的身影，该剧弥补了这一缺憾。剧中的女战士景芸在哥哥牺牲后，跟随贺龙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哑巴”牺牲后，又毅然接过恋人手中的炸药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景芸在牺牲前，悲愤而坚定地唱道：“我走过，我看见，我来了，战火的青春就让它随风远行；我知道，我坚信，我来了，未竟的心愿有人完成。”这段咏叹深切地表现了国难当头，女性作为见证者、参与者、行动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献身精神。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个有生机的时代不能没有信念。尤金·奥尼尔曾说：“戏剧为什么不给观众一个机会,让他们看看其他人是怎样生活的呢？”歌剧《八一起义》为我们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些可爱可敬的英雄和先锋，他们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们政治过硬、品德高尚、深谋远虑、胆识过人，他们坚定地站在人民这一边，为民族的前途、国家的未来奋不顾身。在此意义上，民族歌剧《八一起义》是一部我们无法拒绝的佳作。   以彼之青春感染吾辈青年 □ 陈 珂 　　1927年4月12日，上海爆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被屠杀。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先后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人民军队由此诞生。歌剧《八一起义》便聚焦那段革命往事，讲述了一批怀抱崇高理想、敢于善于斗争的革命者，于紧急关头在南昌发动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的故事，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贺龙、朱德、邓颖超等革命者形象，以及以哑巴、景芸为代表的一批战士形象。 　　与以往表现八一南昌起义题材的作品相比，歌剧《八一起义》没有简单地以全知型视角回溯那段革命历史，而是将更多的笔墨集中于一个个鲜活的人。发动起义时，时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29岁，总指挥贺龙31岁，前敌委员会委员李立三28岁，前敌总指挥叶挺31岁，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35岁，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28岁，粟裕19岁……这些青年革命者满怀激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满台青春朝气，感染着台下的每位观众—— 　　舞台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志同道合惺惺相惜，他们一起讨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分析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是城市武装暴动，而中国革命应该根据国情，从实际出发走农村包围城市，走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革命道路；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在起义遭到阻挠的危急时刻，深情唱起《我的入党志愿书》……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舞台作品，必须尊重历史，同时根据艺术创作规律，塑造真实、可靠的艺术形象。如导演黄定山所言，民族歌剧《八一起义》要“设角色之身、处角色之地”“要在铁血豪情、风云历史中看到人，看到独特的人，看到历史的伟人”。舞台上，一个个独特、真实、鲜活的有志青年，他们在黑夜中匍匐逐光，在洪流中坚定理想，他们的青春热血与苦苦求索，让剧作更丰满，更立体，也更具人情味。 　　 一曲华美而又撼人心魄的红色乐章 □ 蒋国江 　　酝酿了多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民族歌剧《八一起义》新鲜出炉，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末江西省话剧团上演的话剧《八一风暴》后，江西第二部八一起义题材大型舞台剧。 　　全剧连序带尾共14幕，通过歌与剧的完美融合，宏大叙事与微观细描交相辉映，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力量、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历史时刻。 　　尽管都是直接描写八一南昌起义的舞台剧，但与话剧《八一风暴》相比，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不仅采用的艺术形式不同，在革命领袖人物还原、情节构思等方面存在较大区别。话剧《八一风暴》以周恩来、贺龙等为原型，虚实结合艺术还原了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过程，塑造了党代表方大来、“铁军师长”杜震山等人物形象。为了表现起义领导人的智勇双全，话剧还进行合理虚构，采用传统戏曲“单刀赴会”的写法，写方大来带着双枪警卫连长罗林赴宴，表面上觥筹交错，暗地里刀光剑影，与敌人展开惊心动魄的较量。当然，周恩来、贺龙等起义领导者并未在剧中出场。 　　与之相比，民族歌剧《八一起义》不仅全景式史诗性再现了八一南昌起义从酝酿到发动的全过程，包括起义前在武汉、九江等地的多番酝酿协商，以及支持与反对声音的正面交锋，几乎将当时参与策划及发动起义的所有重要人物包括周恩来、贺龙、李立三、彭湃、谭平山、叶挺、朱德、刘伯承、叶剑英、恽代英、邓中夏及张国焘等，全都出现在舞台上。为了展现起义发动的时代背景、历史意义及背后的精神驱动力量，剧中出现了毛泽东、邓颖超、陈延年等艺术形象，并合理虚构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三次“击掌约定”。毛泽东首次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以实际行动策应起义。剧中两人一起讨论“农村城市形成合力，两个拳头最有力量”“我（你）去农村，发动农民起义”“我（你）在城市，组织军队武装”。尽管人物众多，但多而不乱，多而有序，演员亦大都表演到位，气韵生动，与历史原型人物非常接近。比如周恩来的处事周详、性情刚毅及重情重义，毛泽东的干练洒脱与雄才伟略，贺龙的魁梧剽悍和磊落襟怀，朱德的临危不乱等，一个个鲜明鲜活，吸引着观众的视线。 　　剧中尤其成功塑造了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周恩来的光辉形象，浓墨重彩地抒写了他的战友情、夫妻情、家国情。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是八一南昌起义的主要策划者。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为了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武汉、九江等地多次酝酿、策划后，决定选在回旋余地较大、敌人力量相对空虚的南昌城，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为基础，于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歌剧《八一起义》忠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写周恩来穿梭往来于各地，与有关人士统筹谋划，运筹帷幄，周密部署。当张国焘假借共产国际的名义企图阻止起义按时发动，并以讥讽口吻斥其不要忘记“四一二”血的教训时，周恩来痛心疾首，愤而陈词：“不忍直面也要直面”“我要打破失败的阴影”“我要重新果断勇敢”“希望就在水那边”。面对张国焘的顽固不化，一向仁厚温润的周恩来甚至第一次拍了桌子。当因赵福生告密，起义不得不提前到凌晨两点时，为表现当时周恩来身负重任而激动难抑、夜不能寐的心境，展现这位革命领袖英勇无畏、坚定不移的信念，创作者在这里设计了一段夹杂多个反复重唱，旋律激昂、情感真挚的唱段《我在等待这一刻》。面对暗夜里闪烁的星光，想到与毛泽东的击掌约定，以及惨死于敌人屠刀下的陈延年烈士的血泪控诉和身边将士的以命相托，周恩来倍感责任重大。但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者，他“要沉着冷静地应对，瞬息万变中定夺”。经过一番思想碰撞，他勇敢坚毅地高呼“来吧，丢掉幻想，迎着子弹前进”“我愿用生命谱写新世界的凯歌”。主演石倚洁用通透明亮的嗓音，饱满激情的唱腔，生动演绎了当年周恩来意气风发、临危不惧地组织指挥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壮举。另外，为了表现周恩来、邓颖超这对革命伴侣在战火纷飞年代的忠贞不渝、相互支撑的坚贞爱情，创作者还设计了一段情意绵绵又坚韧有力的主题歌《相伴一生》，并在剧中三次反复吟唱，包括武昌江边分别时的夫妇对唱，党内不同意见交锋时的隔空对唱，以及起义前夕邓颖超的独自咏唱。“凝望我的眼，你与星空，那是力量彼此支撑”，每一次吟唱都柔情似水，一往情深，又充满着力量。 　　此外，剧中还虚构了景芸、哑巴、支前大妈等普通军民形象，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微观描述，将时代与小人物的命运相联结，展示历史的细节，更为全面揭示这场起义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和具体过程，以及革命力量的来源和群众基础，以体现起义的人民性和正义性。这种在宏大的叙事中以小见大的创作方式不仅能让观众感受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从而达到情感共振的效果，还能推进剧情发展，使得主线更加饱满丰富。 　　《八一起义》在音乐上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剧中呈现了歌、舞、词、乐等歌剧艺术的诸种元素，运用了独唱、重唱、合唱等多种演唱方式，穿插了41个曲目唱段，几乎涵盖了声乐艺术演唱的所有形式，并且每一个音乐场景都精心制作。其中《我在等待这一刻》《相伴一生》《我的入党志愿书》《拿起枪去战斗》《光明的前程》等唱段，或者抒写亲情、友情、爱情，柔情似水，沁人心脾，折射出人性的光辉；或者表达坚贞的气节，坚定的信念，慷慨激昂，催人奋进，充溢着理性的光芒和气贯长虹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这些直击人心、优美动听的歌词音乐，加上演员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深情演绎，以及恢宏壮美的20世纪20年代末赣地风光的舞台背景呈现，比如九江甘棠湖的秋日荻花、南昌藩台府衙的高峻鼓楼与火车头、江西大旅社等现代文明印迹相映成趣，更是极具艺术表现力。 　　本文图片均为民族歌剧《八一起义》剧照、海报。图片由江西省歌舞剧院提供。

“一只强劲有力的大手，从崩裂的石块中伸出，扣动着直指苍穹的步枪的扳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序厅正中，名为“石破天惊”的圆雕，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形象语言，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冲破白色恐怖，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的历史壮举。凝固的艺术表达背后，是重大历史转折的先声，是坚不可摧的革命意志。 同样是传达“先声”与“意志”，同样是表现这一“石破天惊”的重大历史事件，江西省歌舞剧院、南昌市文化艺术中心创作演出的民族歌剧《八一起义》，则将重心聚焦于手握步枪的那一只只“大手”，以及赋予其力量的人，借助稳健的历史叙事和多元的艺术表达，再现了“石块”崩裂直至扣动“扳机”的全过程。不仅从纵向的层面实现了对这一历史事件的主题推进与叙事拓展，而且在横向层面打开了此类题材舞台艺术作品的视野格局，让历史叙事与今天的时代精神、审美有了更多的呼应与契合，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民族歌剧创作提供了新经验、新路径。 一、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经常会面对同一历史事件被反复书写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不在于角度怎么选、结构怎么立，而在于如何协调好同题书写、人物塑造与“规定动作”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是否能在“规定动作”的范围之内，实现主题表达与艺术创作上的“双推进”。“南昌起义”就属于被反复书写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 对于这一题材内容的表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33年战士剧社排演的四幕话剧《南昌暴动》（又称《八一》）。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又依次出现了话剧、京剧、电影、电视剧等不同艺术类型的相关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创作的时代背景各异，但无一例外都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都在以严格、严谨、严密的党史笔法表现大主题、驾驭“大政治”、塑造大人物，也都是在遵循、恪守重大历史题材“规定动作”的过程中，完成相关的现实诉求与艺术创造。 由此而言，就题材本身来看，歌剧《八一起义》的创作并非开启式的，甚至同样受到“规定动作”的约束。但黄定山率领的主创团队却迎难而上，深入挖掘这一题材隐含的时代和艺术价值，紧紧抓住“历史事件中的人”与“人在历史大势面前的抉择”这两个核心要素，以人带史、以情塑人、以点带面，让这一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有了更多情感、心灵、精神层面的支撑，进而为歌剧表现重大革命历史事件找到了独特而新颖的切入点和呈现方式。 《八一起义》在创作观念上遵循的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创作原则，秉持的是对历史的负责任的书写和对真实历史事件的严肃再现。但它没有延续过去同类作品资料展览式的讲述方式，将与起义相关的历史叙述、人物回忆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而是聚焦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下由丰富的性格、绵密的情感、赤诚的心灵组成的人物上。通过他们的命运、性情、决策、选择、献身等，把起义前后“命悬一线”“赶尽杀绝”的政治处境，以及复杂尖锐、险象丛生的政治较量，热血澎湃、视死如归的政治斗争，形象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同时，也通过这些身处特殊历史情境、站在革命十字路口的人，实现对那段历史的再现与重述。在这些性格鲜活的人物中，既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叶剑英等中共领导者的形象，也有景芸、哑巴等基层的普通士兵形象。创作者将他们巧妙地设置、布局在了一个个充满紧张悬念感的历史情境之中，融入了一段段文质兼美的唱词之内，以这些人物构成了浓墨重彩的历史本身，成为历史叙事的主角。从写事到写人，《八一起义》实现了重大主题舞台创作观念的一次转变。而在人物塑造上，“情感戏”和“斗争戏”的反常规书写，更体现出该剧的叙事创新与智慧。 剧中的情感戏主要体现在周恩来与邓颖超、景芸与哑巴这两对人物关系上——这是典型的革命加爱情的叙事模式。只是该剧没有为了表现革命刻意渲染爱情，而是把情感的表达与人物的信仰、选择结合在一起，展现的是心心相通之下共同的事业理想与奋斗目标，这就为该剧增添了革命浪漫主义的底蕴。比如，第五场女声独唱《每次见面都是别离》，在“所有的别离都为再次相会”与“我们在一起就不怕天黑”的倾诉中，抒发了邓颖超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念和与周恩来共同战斗的坚强意志。紧接着的男女声二重唱《相伴一生》，以充满象征色彩的“晚风”“星空”“大海”等意象，将周恩来、邓颖超这对革命伉俪忠贞不渝的爱情，建立在了患难与共、无私无畏的精神世界和共同理想上。正是因为有了信念的永恒，才让他们的爱情变得恒久。这段抒情的唱段此后又出现在第八场和第十一场两次关键性抉择的思绪中，成为推动甚至影响周恩来做出决策的重要动因。这样的叙事手法是比较大胆的，它不仅尝试打开一个革命领导者的内心世界，更主要的是表现了革命理想的纯粹与执着。 不同于周恩来与邓颖超的情感书写，该剧对景芸与哑巴爱情的表达既含蓄又悲壮。他们的爱情建立在两人相私的身份和命运基础上，共同的革命目标让他们彼此接近，也因为共同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第十二场，景芸抱起炸药包，接替哑巴完成他未尽的任务前，一段饱含泪水与憧憬的女声独唱《雷火中的笑容》，既是战火中的青春之歌，是对革命必胜的信念，是对深爱的人的承诺，更是无数的年轻的革命者的缩影——是他们用绽放的生命、美好的爱情换来了光明的未来。 二、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里，“斗争戏”“会议戏”是比较难写也难出彩的，创作中往往会注重表现政治路线斗争的外在冲突而忽视了人物本身。《八一起义》中，展开的人物众多，且大都是革命的领导者，艺术虚构的自由度有限。如此一来，如何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通过情节和唱词的艺术创造，把不同人物的个性特点、内心世界表现出来，把起义前决策较量、斗争过程，乃至一次次会议讨论写得揪心、动人，无疑成为创作者需要攻克的难题。在这一方面，全剧第八场的处理给出了精彩的答案。这是全剧内容最丰富、矛盾最集中的一场，也是关乎整个起义能不能按时举行乃至成功与否的重要节点。 剧作从焦灼等待写起，以男声六重唱《等待张国焘》渲染了起义前的士气与决心。然而，张国焘带来的消息却是“再议”，是对起义信心的严重打击，这一下子引发了指挥层面巨大的意见分歧。全力合围、追问之下，张国焘依旧固执坚持“推迟”起义的决定。起义究竟能不能按时进行，如何说服张国焘？就在众人的不满情绪达到顶端之时，周恩来的一声“休会”，让讨论暂告一段落。上半场的会议，周恩来没有参与到大家的争论中，而是以“休会”的方式，试图缓冲双方的矛盾，也给自己留出思考的时间，体现了他沉稳冷静、处乱不惊的政治定力。 再次返回会场，周恩来成为会场论辩的中心，他与张国焘的四次交锋，句句尖锐、层层推进。情绪转换间，革命的坚定意志与决心进一步强化。第一次交锋，面对盛气凌人的张国焘，周恩来提出自己可以“辞职”，但是张国焘搬出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教训，这让他心头一沉。一曲《往事重现》的动情吟唱，让周恩来从忆战友忆承诺的往事追溯中，跨越悲情，坚定“果断勇敢”，誓言“冲破羁绊阻拦”。第二次交锋，张国焘的一句“输不起”让周恩来的愤懑难以抑制。“第一次拍了桌子”，不仅是情绪的释放、主动的出击，也是整个论辩形势转折的开始，他从与毛泽东的历史约定中，回答了张国焘对共产党人革命“自信”的质疑。第三次交锋出现在张国焘拿出共产国际的意见当令牌时，此时的男声六重唱《不能惟命是从》已让整个会场的气势完全倒向了周恩来一边，特别是陈延年的出场与一曲《拿起枪去战斗》，慷慨激昂的歌声中，既包含着革命惨痛的代价，也吹响了共产党人觉醒的号角，蕴含着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第四次交锋，张国焘再一次提出了“谁来为牺牲负责”“起义能依靠谁”“相信谁”的一连串追问。此时周恩来用进步革命力量的支持和对贺龙的信任做出了回答，这一回答也引出了第十一场最为光彩的唱段——贺龙与众人共同演绎的《我的入党志愿书》。杨小勇的演唱娓娓道来、质朴无华，真切的倾诉中，浸透着贺龙对党的深厚感情和无比崇敬。这是生命的托付、是信仰的坚定、是忠诚的宣言。正是这些忠诚于革命、忠诚于党的起义参与者，正是他们身上势不可挡的革命气势，谱写出新世界的凯歌。 四次交锋，一波三折，抽丝剥茧，环环相扣，虽涉及众多领导人、政治性分外突出，但人始终是叙事的重心。透过这些人物群像，观众不仅可以看到大历史下的真性情，生死攸关下的审时度势，还能感受到阳刚雄浑下的柔情似水与烈焰锻造下的赤胆忠心。 三、 歌剧《八一起义》以南昌为中心，在时空上向纵深拓展，从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写起，构建起20世纪前30年中国广阔的历史大舞台，并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要发动起义，起义为什么选择南昌，又带来了哪些重大影响等历史的“追问”贯穿始终，增加了剧作的历史厚度与现实观照。 这里首先要提及的是毛泽东的戏。毛泽东并不是南昌起义的实际参与者，但剧作以虚实相结合的方式，增加了第二场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武汉达成“历史约定”的一场戏，以及第八场、第十一场两场周恩来在事关革命前途的危急时刻，反复回想起与毛泽东“历史约定”的场景。同时，创作者又把剧情的结束落在南昌起义一个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上。这条重要情节线的加入富有深意，一方面真实揭示了彼时中国革命的两条道路、两种选择，一个是农村包围城市，一个是城市武装暴动；另一方面，通过将毛泽东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与在农村革命道路上的探索的穿插其间，形象传递出中国革命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历史必然，以及“第一个结合”产生的重要历史基础，也从另一个视角彰显了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意义。 该剧秉持大历史观，将起义的发生融入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放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大格局下，努力挖掘历史事件的内在逻辑。比如，剧中大量出现的文献材料，作为宏大历史叙事的基本要素，构筑了全剧叙事走向的根基。再比如，第一场，混声合唱《怒火在风雨中燃烧》与周恩来的独唱《拿什么拯救苦难同胞》的交替出现，从“四一二”后“共产党成待宰羊羔”的艰险处境，引出了共产党人对党和国家命运的“五问”。这是处于危急时刻中国革命的必答题，也是身处严重危险中的共产党人的必答题。由此带出了第二场，毛泽东“枪杆子就是我们的命根子”的著名论断。应该说，正是这些情节的铺垫和血的教训，让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这也为接下来八一起义和秋收起义的情节展开做了理论的铺垫。 在坚持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剧作注重细节呈现的生动性，充分汲取民间的叙事智慧和艺术滋养，将政治决策、政治较量的过程表现得见物、见人又见情。比如第四场，贺龙、叶挺、叶剑英等在甘棠湖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抵制张发奎命令，奔赴南昌参加起义。创作者在此特别设计了一个充满田园诗意的场景，将贺龙、叶挺、叶剑英三人的决策过程融入生活场景和美食的讨论中，一段男声三重唱《大鱼吃小鱼》，俏皮、诙谐、轻松，不仅形象揭露了汪精卫、张发奎的阴谋，宁汉合流的险恶用心，而且进一步明确了他们奔赴南昌、听从共产党指挥的决心。其中三重唱中的“我一筷子戳下去，把你脑壳夹稀碎”，将他们三人“鱼小胆大天生不信鬼”的革命豪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 近些年，黄定山在民族歌剧领域持续耕耘，稳扎稳打，接续推出了《红船》《沂蒙山》等多部受到业内关注的作品。在歌剧民族化，尤其是重大历史题材歌剧民族化的探索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此次歌剧《八一起义》的一度、二度创作，既有以往成功经验的延续，譬如对于大场面的娴熟驾驭、对戏剧节奏的准确拿捏等，又结合这部作品的人物和内容，赋予了其独特的时空处理和舞台表现形式。后者集中体现在对周恩来两场内心戏的呈现上。从现实时空进入想象时空，从严酷的现实斗争转向细腻的情感世界，黄定山将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的情感戏处理得自然又妥帖。这是对两颗永远在一起的心灵的浪漫表达，更是对革命本身的一次富有诗意的、抒情式的呈现。而以情贯穿、以情感人，也让这部题材内容上偏硬核、偏阳刚之气的作品具有了可感可及的温度与情怀。 感情的饱满同样体现在作曲家栾凯为全剧确立的音乐风格上，除了吸收、融入不少江西地方的音乐元素外，整部歌剧的旋律优美动听、深情婉转，似温暖的倾诉。即使是作为主题曲的《我在等待这一刻》，音乐风格也一改过去此类题材作品慷慨激昂、热血沸腾的强大气场，更加贴近于剧情表达与人物塑造的需要。 当然，这部作品的成功同样离不开石倚洁、杨小勇、杜欢、王丽达、黄训国等优秀艺术家的精彩演绎。这是中国最优秀一代中青年歌剧艺术家的集结。对于他们而言，完成角色的塑造只是歌剧演出成功的一半，更多是要呈现出那一代革命者身上犹如磐石般的意志与力量——那是毛泽东的豪迈气概，是周恩来的一往无前，是贺龙的赤胆忠心，是陈延年的大义凛然……正是这些在紧要历史关头勇毅前行的人，划破乌云密布的夜空，迸发出催人奋进的耀眼光芒。 经典的形象与杰出的艺术家相遇，不仅在舞台上重现了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更是一次忠诚与信仰的彰显与传递。而后者也正是歌剧《八一起义》在今天演出的时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