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党和军队早期优秀代表群像式展示鲜活生动，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与细腻情感和丰富内心表达，在舞台上充满阳刚和青春气息，成为中国革命必然赢得未来胜利的艺术投映。全剧塑造了近二十个在中国革命军队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人物，重点刻画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包括张国焘等一批人物形象。在蒋汪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背景下，一系列矛盾冲突设置紧张激烈，副营长赵福生叛变，共产国际代表张国焘一再阻挠，北伐军高级将领张发奎出尔反尔，悬念迭起中，年轻起义将领危急时刻的生死抉择，构成他们坚定信仰和不惧牺牲的共同特征，而每一个人物设计又都拥有自身内在逻辑、性格情感，围绕核心事件，剧作完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群像式塑造，成就了歌剧舞台人物塑造的新景观。

剧中几组人物关系，尤其是领袖人物关系设计，突破了舞台的惯常模式。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三击掌约定新风扑面，情节极富建设性。它将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结合，中国革命未来道路应有的模样进行了大胆而艺术的勾描。从中共五大，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到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毛泽东倡导的共产党只有靠枪杆子才能挽救革命局面，唤醒四万万中国工农兵学商，农村城市两个拳头合力才最有砸碎旧世界力量的思想得到融会贯通。这项约定称得上是历史的约定，工人与农民的约定，干柴和薪火的约定。它不仅对南昌起义，也对中国革命意义深远。剧中毛泽东的出现或情境式闪回，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的特殊构建跳出了以往同类艺术题材表达的框范，以富有新意的诠释再现了毛泽东的坚定信仰，揭示了中国革命道路必须由镰刀铁锤开辟的真谛。剧作政治站位和艺术设置有机交融，人物关系设计新颖独到，成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舞台印证。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关系设计别开生面，想象力丰富，现实的紧张残酷与革命的浪漫抒情相互映衬，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巧妙融通。起义之前、起义之际，每一个重大时间节点，都能看到周恩来背后强大的精神支撑。他们在战火纷飞年代的忠贞不渝、相互扶持于戏剧情境中得到形象再现。俩人江边离别唱段《相伴一生》多次出现，既有诗意空间营造，也有俩人情感关系在特定环境下的新鲜开掘，人物内心世界的恢宏壮阔、细腻温婉，形成浪漫与抒情结合之后新的情感观赏点。共产党人有钢铁般的意志，也有肩上的晚风，他们不怕牺牲而又彼此牵挂。宏大历史叙事下，领袖人物情感真切生动，题材的刚硬和情感的柔韧、人性和党性彼此契合，扩大了领袖人物塑造在同类题材创作中的思路与格局。

 宏观与微观、现实与浪漫富有诗意，领袖与人民的关系建设也别具一格，以小见大。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早期党和军队优秀代表，在革命历史上都是重要人物。全剧既有对领导者群像的深情描摹，又突出了小人物的英雄气概。景云，哑巴等作为底层民众的代表，他们的向往、选择和牺牲为舞台增添了悲壮意味。贺龙与景云、哑巴关系的设置，使起义的合理性必要性、领导者与人民的深厚情感得到具象展示，构成了他们都是英雄，是人民创造了历史的真诚表达。人物虽多却主次分明，领袖群像中叠映着小人物的光彩，在再现历史真实的背景下，英雄人物的青春热血与新颖的情感关系，彰显了作品人物塑造的艺术功力。

三

舞台呈现大气恢宏，形象立体，音乐流畅，气质鲜明，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中，传递了歌剧的本体之美和新时代光彩。为贴近剧情和人物，舞台设置气势磅礴，刚健清新。布景、道具、灯光的运用，油画般色彩的基调选择，都与戏剧情境产生紧密关联，相映生辉。舞台场景、不同场面调度处理灵活便捷，不论是江西大旅社，甘棠湖边，还是会议室或南昌城头，不同地域切换快速自然，情与景相融。不同叙事空间的分隔，各种盛大或微观场面的构思，包括人物身段动作造型等，手法多样，有机协调。一些影视手法的化用，多媒体艺术手段加持，舞台景象宏阔壮丽，让“党指挥枪”这一题旨展示得深刻形象。

全剧41个曲目唱段，涵盖了声乐艺术演唱的诸多形式。传统歌剧、现代音乐相伴而行，旋律的优美和歌词的文学性，发挥了歌剧善于抒情的优势。从起义策划筹备，到最后胜利，情节一波三折，歌声情感丰沛，以歌咏情，以歌叙事，清新凝练，气象非凡。音乐塑造人物严谨细致，毛泽东、周恩来、贺龙、邓颖超等均有令人难忘的咏叹调，他们的内心世界细腻温婉，壮观豪迈。多种音乐组合与当地民间小调、戏曲、歌舞元素创造性融合，舒缓与激烈，开放与聚拢，庄重与诙谐，汇成风格多元而又统一流动的音乐氛围，有力烘托了戏剧情境，抒情性与爆发性音乐的瞬间转换，也增强了戏剧感和穿透力。歌曲《我在等待这一刻》《我的入党志愿书》《相伴一生》等，韵味醇厚，意境深远，纯朴的历史气息和浪漫抒情韵味，扩展了歌剧的音乐叙事空间，传达了浓郁的江西地域特色。音乐、舞美、声效等多种元素的共同合力，建构出气象万千的历史场景，标注了民族歌剧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当代审美丰富意蕴。

红色文化一直是江西最有代表性的名片，重新挖掘八一题材，花大力气促进文艺院团携手合作，折射了新时代江西文艺工作者高度的文化自信和使命责任意识。作品在红色题材与时代精神深度契合，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与当代审美视野创意性对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升的观赏情趣方面，提供了民族歌剧艺术的新经验。